编者按：12月1日，在2025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分论坛“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对话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意大利前总理兼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哈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5日满江红配资，发布第一部分对话实录。现将第一部分内容发布如下，第二部分稍晚发布。 （全文约8000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 12月5日，观察者网发布对话实录第一部分。
王文：尊敬的各位嘉宾、媒体朋友们，下午好！今天这个环节的话题非常重要，主题叫“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我觉得这个话题极其精准，因为现在我们的确处在一个大变局时代。
全球安全治理方面，现在全世界战争频发，据统计，2024年有60多场军事冲突，但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等都在逐渐解决的进程中。再看全球经济治理，现在全球经济严重低迷，据统计，过去五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低的。全球金融治理也处在大变局中，很多国家都提出去美元化。全球社会治理同样面临诸多问题与变局，比如人口流动、难民等。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也面临方方面面的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了七位全球知名专家，他们来自欧洲、亚洲、非洲、俄罗斯，当然还有来自中国的三位顶尖学者，共同探讨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
首先邀请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先生。沙拉夫先生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对中国非常了解。您对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怎么看？
伊萨姆·沙拉夫：王文教授，各位论坛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很荣幸能够发言。我要讲的是全球治理倡议的合理性。这一倡议的提出正值关键时刻，当前世界正出现分化，国际原有机构也面临问题。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全球治理倡议的合理性尤为突出，因为它能够带来融合，提供一种原则性，指向一个充满人道关怀的未来。
这一倡议的力量来源有六个支柱： 首 先 ， 它的合理性来自于它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完全一致——主权平等、多边合作以及国际法治。这一倡议并不寻求替代现有制度，而是加强了联合国精神，要重塑秩序和稳定。
第二， 它解决了当前国际治理中的三个结构性缺陷：全球稳定、全球南方以及通过制裁和选择性执法对全球制度的削弱。这一倡议将解决国际秩序中的这些弱点。
第三， 它的合理性来自于以人为本的视角，它把社会发展、进步以及长期繁荣置于政治或金融利益之上，强调文化交流、民间交往以及包容性，强调全球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的福祉。
第四， 这一倡议有着长远的愿景，它和其他三大倡议一起构成了全面的、长久的框架，来支撑世界的繁荣、和平、发展和改革。
第五， 这一倡议反映了“全球南方”的诉求，是寻求正义、平等和有意义的代表。“全球南方”有能力塑造世界未来以及国际秩序，特别是通过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有意义的改革。
第六 ， 这一倡议传递出团结的信息。人类家 园是相互联系的 ，有着共有的机会，但现在的冲突影响了我们的团结、合作和多边主义。因此，进行合作是我们必需的选择。
全球治理倡议是一项合理的、及时的倡议，有助于推动一个更加平衡的世界秩序。但要想真正实现它的力量，“全球南方”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充满信心地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改革，支持资源更公平的分配，迎接挑战，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全球南方”可以助力实现一个更加平等、人性的国际秩序，使我们更接近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谢谢。
王文：感谢伊萨姆·沙拉夫先生对全球治理的高度评价。接下来请意大利前总理、欧盟委员会前主席罗马诺·普罗迪发言。
罗马诺•普罗迪：我们从来不是生活在天堂中，但以前的全球治理状况确实比现在好一点。在近年来发生一系列冲突之后，我们希望联合国以及其他所有机构，包括世界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都能够发挥作用。显而易见，我们现在面临一场危机，即所有过去保障全球治理落实的机制正在失效。最近的两次重要国际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都是现在重要的多边合作场合。
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和过去明显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第一，当然是因为美国政策的变化。当美国决定撤出一系列国际组织时，危机就出现了，而特朗普差不多在每一个领域都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必须在全球治理领域重新找到一个平衡。
这并非不可能，但我们首先要开始行动。我们似乎还没有认清现实：要重建全球治理满江红配资，就像我们这个论坛主题所讲的，并不是一件易事。当然，我们至少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所有处在战争状态、分裂状态的国家，考虑到做出行动将会导致什么后果。虽然有诸多挑战，但我还是希望可以尽快付诸行动。
请大家记住，如果在全球治理上没有达成一致，世界就会持续处在危机之中。看看美国，他们的GDP占全球的26%左右，欧洲和中国都是17%左右。在美国“退群”之后，如果我们不能推动欧洲和中国之间达成一定协议，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继续分裂下去。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消解这种世界处于分裂状态的挑战。
王文：谢谢。李君如校长您怎么看？谈一下全球治理。
李君如：这个题目非常好。现在地球东部、西部、南部、北部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世界这么乱，我们怎么办？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希望，看到了一条出路。
冷战结束后，世界往哪里去？许多思想家都提出各种主张。在美国，有专家说“历史的终结”，以后的世界就是自由主义的世界；有人提出冷战时期被意识形态严格影响的种族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将进入文明冲突时代；还有人提出冷战结束后给美国提供了15年的战略机遇期，如果美国能解决自身矛盾和问题，又能改变自己在世界中的道德形象，15年后世界就是美国的世界。
各种预见都有，但现在实际情况如何？我想起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将走向多极化。现在看来，我认为还是邓小平的意见最可靠。世界真的在走向多极化，但多极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如果在多极化世界中，各国相互厮杀、割裂，矛盾不断、战争不断，这是我们要的多极化世界吗？
面对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多极化世界中，要弘扬多边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这个问题又摆在面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思考下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我们应该参与全球治理。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通过学习集体讨论如何参与全球治理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提出中国要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的基础上，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今年又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其实这四个倡议主题都是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倡议针对什么问题呢？目前全球治理体系出问题了，联合国的权威性受到伤害，“全球南方”没有发言权，有些有发言权的国家说了话不算数。这是提出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一是联合国要进行改革，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改革完善；二是要让“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问题上有发言权，甚至有决策权；三是要言行一致，言必行、行必果，既然做了决定，大家都要执行。应该讲，这是一个符合世界人民利益，而且东西方、南北方都能得到平衡发展的好主张。因此，我们应该很好地去理解为什么要提全球治理倡议。
王文：谢谢李校长精彩的发言！有请哈桑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哈桑：非常感谢主持人以及各位嘉宾。就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我简单提出两点。
首先，关于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的权威以及现有国际制度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了联合国改革的重要性以及国际制度的重要性。联合国宪章需要得到进一步维护，包括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不干预他国内政，这些都是50年前已经确立的原则，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问题是，我们已经目睹了至少在过去30年中，这些原则——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受到了一些违反，尤其是一些大国违反了这些原则，而且一些大国的行为损害了这些原则。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当然，改革是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但自从199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目睹了整个改革过程，对改革仍有一些疑虑。对于改革来说，我们最终需要重新分配权力，但那些已有权力的大国肯定不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力——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并不容易。
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对现有秩序进行重大变革时，通常会遇到一些冲突。战争爆发之后，我们往往可以看到重大变革的机会窗口。但问题是，目前为止，人类在危机爆发之前似乎都有一种惯性，想要保持现状。是否要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秩序才会变化呢？毫无疑问，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才采取行动。如果现有核武器都被点燃，人类文明最终将会终结，也就不用再提改革了。这是我的一个疑虑。
话虽这么说，我们仍然需要努力思考如何改革现有的世界秩序。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从纽约到日内瓦，到维也纳，在各个不同区域推动全球秩序的共享、共同管理。这应该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允许区域管理自己的区域事务，同时还能够与联合国保持紧密协作。
讲到我们自己的区域，东盟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一直享有相对稳定的和平和安全时期。这就是为什么东盟能够在经济上快速腾飞。当然，我们也希望欧洲能够有这样的过程，还有非盟、拉美，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发展历程。这是一种民主的方式，允许每个区域管理自己的区域事务。当然，在这么做的时候还需要与联合国进行紧密协作，这样所有区域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王文：谢谢哈桑先生！特别重要的观点满江红配资，还是要继续捍卫联合国的权威。谢谢！郑老师，您的看法。
郑永年：谢谢！今天我们讨论全球治理危机，首先要看这个危机是怎么来的。我个人觉得，这个危机可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为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太依赖于美国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当然，美国在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今天美国一“退群”，我们就面临危机：美国不交会费了，联合国会有危机；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气候治理会有危机；美国不理WTO了，也是危机。这是全球范围的危机。
另外，区域危机也跟美国有关系。因为美国跟中国不同，中国有一个不干预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中国自身发生变化，其他国家不会受太大影响。但二战以后，美国的利益深度嵌入各个区域，成为各个区域秩序内在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美国从各个区域退出来，各个区域就出现了危机。欧洲是这样，中东也是这样。我想如果美国从东盟退出来的话，东盟同样会有危机。
虽然我们现在批评特朗普“退群”、从国际事务退出来，但是我觉得特朗普做的是对的，因为美国已经力不从心了，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维持国际秩序了。以前我们说美国是个警察，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做得比较好的警察”，后来成了“坏警察”。现在它说我不当警察了，这样一部分全球治理就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另一方面，我们刚才在讨论“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在整体崛起，但“全球南方”的声音、力量并没有体现到国际秩序，甚至区域秩序里面，所以“全球南方”也感觉到力不从心。我个人觉得，下一阶段的危机还会恶化。
刚才印度尼西亚的朋友讨论联合国改革，我个人觉得改革旧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前的革命就不会发生，以前的战争也不会发生。革命发生、战争发生，就是因为改革不可能。
同时，我倒觉得最近也有一些好的迹象，就是美国的自我认识在改变。中美关系下一步还是非常重要的。特朗普用了“G2”这个词，王文院长曾说过：“老一辈对美国很仰视，现在年轻人对美国、对西方是比较平视的。”同样，美国也在发生变化。美国以前对中国是俯视、看不起中国，现在也是平视中国了，所以“G2”的概念也在变化。
奥巴马时期美国也提出过“G2”，但是说我可以承认你的地位，但是你要用我的规则来提供国际公共服务，我们当然不答应。现在不一样了。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万斯，我都把他们称为一种“新现实主义”者。美国“新现实主义”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必须打败中国，也认为自己能打败中国。但是现在，“新现实主义”者逐渐承认，中国已经崛起了，已经打不败中国了，只能跟中国打交道、打交往。这是个积极的趋向。
在这个时候，我们这几年提出四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不仅仅是我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构想，也是塑造、重塑未来世界秩序的方法论。从这一点来说，我倒不是那么悲观。美国到明年建国250年，特朗普是第一位“重返白宫”的双任总统，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美国该退的地方退，该做的地方做。
现在中美贸易战，大家都看得到谁输得多、谁赢得多。我个人的看法是，中美谈判已经远远超越了贸易谈判。我们现在跟美国考虑的不仅仅是要达成一个贸易上的协定，更要就未来的国际秩序怎么安排、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怎么安排达成一个协定。明年非常重要，特朗普已经宣布明年4月份要访华，深圳明年要开APEC，我想特朗普也会来。这种频繁的沟通，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个人甚至设想，尽管中国跟美国意识形态不一样，但这个世界始终需要中美的合作。因为中美两个国家如果不合作，谁也构建不了世界秩序；只有两个国家合作，改革也好、重构也好，总归可以把世界秩序往前推进。所以从大国要承担大国责任的角度来说，我还是能接受“G2”这个概念，但是这个“G2”绝对不是“分装世界”，而是“穿越式”的。我认为大国要承担大国的角色和责任，用开放的态度、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来重构世界体系。谢谢。
王文：谢谢郑老师。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您对于“G2”怎么想？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非常感谢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读懂中国会议，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首先我想表达我的乐观。大家可能说没有值得乐观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乐观。从当前的国际形势中抽身退后一步，审视当下所发生的情况。中国历史悠久，在这方面，我想习主席的全球治理倡议就能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人比西方、比俄罗斯更了解历史。历史永远不会结束，我们要通过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
如果我们纵观人类整体的历史经验，而非仅限于近期的事件，那么对当前危机的认识就会不一样。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动荡？原因很简单，今天在世界上生活的大多数人，除了特别老的人，都习惯于在一个处于规制管理下的二战后秩序中生活。这是二战后形成的一套规范，并在冷战之后继续发展。但我们需要理解并提醒自己，这个体系不是国际关系的固定规则，不是历史一以贯之的状态，而是历史的一个例外。
我们现在回到了更加传统的治理国际事务的方式，有点像几个世纪以前的方式。当然，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历史，今天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因而我们会更加迷惑。当前有两个相互矛盾的进程：一个是冲突数量增加，地缘政治碎片化、文化文明碎片化越来越多，每个国家、国家集团、大国都各有差异；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分崩离析。全球化使整个世界相互联系，我们不能抹消它——既不应该，也无法做到。所以从历史、经济和文明交流上来讲，当下是一个特殊时期。
但在战争和碎片化之下，同时又有很多相互依赖，充满了风险和机会。存在的风险固然更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利用机会。说实话，世界秩序不会再次复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有常识，国家利益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同时还要谨慎处事。中国提出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熬过这段时期。之后呢？也许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会有新的秩序，但目前不会立即出现新的秩序。
王文：谢谢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的精彩发言。接下来有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发言。
傅小强：谢谢。大变局我觉得隐藏的意思是这个世界的秩序坏了、秩序变了，所以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国际治理秩序的需求，是人类社会对实现有序发展、维护安全和集体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追求。现在的全球治理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局部到整体，从松散到规范的漫长过程。每一次进步都蕴含了人类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美好未来的追求。我想现在全球治理倡议提出来之后，也在经历这么一个追求的阶段。
国际治理体系本质上是特定生产方式下，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列宁在批判帝国主义时指出：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不平等是由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决定的。西方思想家康德也说过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主张，这种主张也为后世提供重要启示。
我们回顾一下全球治理的发展历史过程，大概是由拿破仑战争之后形成的以大国协调为特征的维也纳体系，然后是《日内瓦公约》、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等形成的条约治理形式，而后发展到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集体安全体制。
随着现在世界进入大变局、动荡变革时期，全球治理就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局面。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对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一重大命题时，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来回答由谁治理、为谁治理、如何改革、向何处去等关键问题，为推动治理体系变革，消灭治理赤字，提供新思路和智慧源泉。
全球治理倡议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秩序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比如说奉行主权平等，体现的是《礼记》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理念，强调大国不能将自身发展、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发展、不安全的基础之上。遵守国际法治体现的是“隆礼重法”的法家思想，比如说韩非子主张“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和礼法并用。《论语》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这些与倡议中倡导的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完全一致。
践行多边主义体现了“协和万邦”的邦交文化，强调以和平协调国家关系，促进共同发展，并发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以人为本体现的是“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儒家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倡议将这些理念提升到全人类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和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注重行动导向体现的是一种知行合一和经世治世的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实用、理性。《论语》当中的“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和王阳明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倡议将中国方案落实为行动，将理念转化为现实。
所以我觉得全球治理倡议不仅回答当前国际社会对秩序核心的需求，还彰显了中国理念的连续性和创新性，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持久的生命力。可以说，中国的主张将为未来国际秩序回答前面提到的关键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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